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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愿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会对现代社会关系发生重要的影响。

道德所提出的是绝对有效性的主张，是适用于每个人的有效性，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对所有人都同等地好的东西"？它可以包含利益的权衡，但不允许与利益相交易，更不允许"对道德命令做目的论的理解"。他考察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四次法律化浪潮，发现它们一波高过一波，结果是法律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无孔不入。

共和主义民主反对代议制，主张公民直接参政议政，关注的是政治参与的法律和政策的输入之维，并认为公民相应的输入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这种相对主义的人权观毕竟具有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系统在对生活世界施行控制的过程中，是借助法律的媒介得以实现的，换言之，法律使得金钱和权力对于生活世界的宰制变得理所当然。在非西方后发国家中，这种主权优于人权的主张尤其盛行，它们以"伦理相对主义"的人权观而与自由主义的人权观相抗衡。为此，我们在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应尽力避免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将两者割裂开来或混为一体的偏颇。

韦伯运用"形式"和"实质"这对范畴思考法律问题，提出了法律的四种类型，即形式理性之法、实质理性之法、形式非理性之法和实质非理性之法。但是，这种进路只是获得了暂时的成功，而无法获得持续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世界公民的意识就可能逐渐形成，并可以通过全球的商谈达成世界的基本人权共识，并将它们建制化为世界宪法，继而一个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就可以产生。

（3）行政合法律性原则。自然法学派的主流观点坚持法律与道德密切关联，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再次，许多道德已经被法律所吸收，成为了法律的组成内容。在过去，与"小国家"、"大社会"的结构性定位相适应，私法地位明显优于公法，而到了福利国家时期，人们意识到，平等的主观权利不再可能仅仅通过法律主体的消极地位而得到保证和实现，必须引进新型基本权利，以确保所有人具备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过，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虽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是其中仍然有许多共同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后发国家参考和借鉴。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才能适当解决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共和主义视域中的主体是以伦理共同体为本位的宏观主体，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积极自由，使个人、团体和国家一体化，基本预设是，秉承社会属性的个人只有合作才能得到自我实现，通过群体生活的合作和整合，公民可以培养出公共美德和价值共识，由此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而在政治上实现公共自主。复次，交往理性和商谈论基础上的民主立法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不在于它具有实体性的超验基础，而在于它程序的合理性，即在接近"理想言谈情境"的过程中就法律问题达成共识或妥协。第四项权利构成第二类，属于确保公共自主的权利范畴。个人通过市场的博弈和机会选择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承担选择的后果，接受命运的安排。

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作法律的事实性，将后者称作法律的有效性。其二，享有主观权利的个人受到客观法的保护，法律赋予了个人近乎绝对的财产权和订立合同自由权。法律为何会扮演如此的角色呢？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法律是事实性的法律而缺乏有效性。首先，这种理论摆脱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主体哲学进路的民主观，不再从单个主体或宏观的集体主体出发，而是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出发，从而把主体消弭于无主体的交往中，因为"公共领域之交往网络中所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主体间性"，是"无主体的交往过程"，  "而无主体的交往那个形式仅仅地控制着意见和意志的商谈形成过程，" 这样，商谈论的民主就走出了主体的封闭性和主-客进路的狭隘性。

另一方面，公民如果想要享受到私人自主，他们就必须恰当地运用他们的公共自主。哈贝马斯沿着韦伯的路径继续探索，他把资本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自由竞争阶段和晚期福利国家阶段，与这两个阶段相对应的是两种法范式，即形式法范式与福利法范式，后者也就是"实质法"范式。

伦理所提出的问题是："每个参与者是谁"？"我们想要如何生活？"伦理涉及的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基于特定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特定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特定情境的价值共识和特定人群的利益协调。前者构成了合法之法得以产生的外在要件，后者构成了合法之法得以成立的"内核"。

再次，只有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公民通过基于交往理性的合理商谈和互动沟通，才能在民主的过程中产生合法之法。商谈论民主认为它们各有偏颇，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互为前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互动同构。第三类权利主要是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确保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共和主义民主原本想要通过人民主权和公共自主把个人和社会生活全部政治化，但这种泛政治化不利于经济等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独立运作，不利于私人自主，也不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自治并按照内在的逻辑自我发展。按照商谈论的要求，法律的合法性虽然不再基于道德，但法律应与道德保持一致。然而，如果拒绝这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不仅会受到来自西方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还会在国际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方面蒙受损失，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非西方国家在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上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

公民通过学习逐渐培养自由的政治文化，以便激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提高公民实现公共自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五项权利构成第三类，旨在为公民享受和行使前四项权利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生态环境。

但是，卢梭采取的是宏观主体的进路，力主公民实行公共自主，而忽视了公民个体之间的差异和私人自主，而在公民缺乏私人自主的社会，通过公共自主自我立法的这种共和主义理想无法得到具体实现。因而必须在使权力部门及其掌权者"想腐败而不能"的思路上下功夫，分权制衡虽然不能彻底根除腐败，但是这种方法和机制却可以成为有效遏制腐败的制度"防火墙"。

基本人权应具有道德向度的普适性，它们应对所有人有益无害，因而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其通常做法是，将作为政治权力核心的君王权力与神权或其他超自然的权威联系起来，使其获得终极的合法性。

韦伯从单个主体的行为及其行为者赋予该行为以某种意义的角度出发，重在阐释形式理性法律在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而哈贝马斯则从主体互动的角度认为这种形式理性的法律本来就具有致命的缺陷。哈贝马斯的深入研究发现，自由主义本意在于把国家"挡出去"，以便捍卫私人自主的神圣堡垒。在国家产生之后和现代之前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法律与政治形成了相互构成的关系，即国家借助法律使政治权力合法化，而政治权力则把法律当作一种组织手段和统治机制。第三，在法律产生的途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民主过程，即在集中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议会的立法商谈形成法律。

为此，有些学者批评他在权利问题上过于保守和谨慎，回避了许多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实体人权内容。不满足于形式的平等，开始关注事实的平等，即关注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尤其是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

"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而"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商谈论致力于使两者保持相对独立的边界，但又不相互隔绝或彼此对峙，而是相互联通和良性互动。

最后，立法过程的道德商谈每次都要采取普遍化的视角，是否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和专业立法者都会感到负担过重？对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共和主义对民主深信不疑，认为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公民可以通过民主随其所愿地塑造人权和宪法。

卢曼的系统论则进而认为法律与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彼此之间只能作为"环境"而施加影响，并无直接的沟通关系。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签署并批准了上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签署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久将批准这个公约。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在人权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它被卷入一种由论坛和议会团体所构成的可以说是无主体的交往循环之中。

只有在国际范围的公民、团体和国家之间协商互动基础上达成的人权共识，才能形成具有普遍合法性的国际人权公约，而只有这样的公约，各国才会毫无困难地加入其中，并自愿地予以遵守和执行。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和洛克的"基本权利"概念都源于主-客进路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缺乏真实的普遍性基础。

上述关于法治模式的分歧和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实行司法独立，从而确保法院严格依法行使审判权等。

人权相对论者认为，任何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他们的特性是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塑造和赋予的，因而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权利"。这样的共同体如果想要想生活有序，合作互利，成员之间就应彼此承认是平等、自由的同伴关系，并应采取主体互动的视角相互赋予基本权利。